中国人民银行于2026年5月14日正式发布了2026年4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本次数据的发布，正值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转型深化的历史性关键节点。从整体数据的表征来看，虽然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等宏观金融总量指标依然维持在合理增长的区间，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极具颠覆性的深刻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26年4月单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录得了历史罕见的负值，这一现象不仅打破了市场对于传统信贷周期的线性外推预期，更是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金融脱媒”加剧以及“资产负债表重塑”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映射。
本报告将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结合《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政策基调，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性置换、微观主体（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演变路径、货币供给机制的内生性梗阻，以及宏观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框架等多个维度，对2026年4月的金融统计数据进行详尽剖析，以期为理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金融底层逻辑提供具备深度前瞻性的洞察。
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扩张与结构性置换的深层逻辑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力度的最核心全口径指标，在2026年4月展现出了“总量韧性与结构巨变”并存的态势。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增量解构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了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绝对增速来看，7.8%的增长水平虽然相较于早年动辄10%以上的两位数高增长时代已有明显回落，但依然持续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济增速。这从宏观全局的视角充分印证了当前全社会的融资条件整体依然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总量支持力度依然稳固，并未出现系统性的信用收缩危机。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增量数据时，实体经济融资意愿的边际转弱趋势便展露无遗。2026年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少增了8930亿元。单看4月份，当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仅为6207亿元，同比少增幅度高达5392亿元，环比更是呈现出季节性的巨幅回落。
为了更清晰地透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内部结构分化，我们将其核心构成项进行拆解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政府债券置换与直接融资的强势替代效应
从上述结构表中可以敏锐地观察到，导致前四个月社融总量同比少增的核心拖累项，毫无疑问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高达1.29万亿元），而形成鲜明对冲支撑的则是企业债券融资与政府债券融资。这种“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并非短期数据波动，而是中国金融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性置换”。
首先，政府债券在社融存量中的占比已经攀升至21.7%，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成为支撑社融底盘的绝对中坚力量。虽然前四个月政府债券净融资4.45万亿元同比有所少增，但这掩盖不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底层逻辑：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正在对银行贷款产生剧烈的“挤出”与“下拉”效应。在2026年前四个月的宏观操作中，约有1.2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专项债券被密集发行，其核心用途在于置换庞大且成本高昂的地方存量隐性债务。在实际操作层面，地方城投平台等主体在获取这部分低息债券资金后，直接用于大规模偿还此前在商业银行形成的高息存量贷款。在苏州等重点区域，这种利用低息债券置换银行贷款的行为极为普遍，不仅优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结构、大幅降低了全社会的利息负担，但在金融统计数据的账面上，这直接表现为商业银行资产端存量贷款的大幅缩水和当期新增贷款的收缩。因此，这部分信贷的“消失”，实际上是宏观资产负债表质量提升的积极代价，而非实体经济流动性枯竭的标志。
其次，企业债券净融资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强劲爆发力。前四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规模达到1.5万亿元，同比大幅多增7393亿元，规模几乎实现了翻番。在市场利率整体中枢持续下移、资产荒蔓延的宏观金融环境下，优质企业的发债成本屡创历史新低。以大型央国企、头部科创企业为代表的优质微观主体，出于优化资本结构和降低财务成本的理性考量，大幅转向公开债券市场发行科创债、产业债等进行直接融资，从而显著减少了对传统银行间接信贷的依赖。这种由债券市场向银行信贷市场发起的“降维打击”，是引发当前“金融脱媒”现象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也预示着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正在向更为高效的直接融资主导模式演进。
信贷断崖与负增长探源：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重构
2026年4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录得-100亿元，同比少增2900亿元。这是继2025年7月之后，新增人民币贷款再度跌入负值区间。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信贷扩张史上，单月信贷负增长属于极为罕见的极端现象。这一数据的落地，彻底宣告了中国信贷市场“高增长、扩规模”粗放式发展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信贷增速放缓已不可逆转地成为新常态。
信贷的断崖式下跌，是微观经济主体（居民与企业）在面对内外部复杂环境时，自主进行资产负债表收缩与重构的集中反映。
居民部门：深度去杠杆与预防性储蓄的固化
居民部门是此次信贷塌方的重灾区。2026年前四个月，住户贷款累计大幅减少了4902亿元。4月单月，居民贷款整体负增7869亿元，同比多减2653亿元。无论是短期消费贷款还是中长期按揭贷款，均呈现出全面且深度的萎缩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由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构成。前四个月居民中长期贷款仅微弱增加1199亿元，4月单月更是出现了同比2177亿元的大幅多减。这一现象的底层逻辑在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的漫长且深度的周期性调整。在“房住不炒”的长期基调下，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城镇化斜率的放缓，居民对未来房地产资产价格的单边上涨预期已经彻底打破。房产从过去承载家庭财富增值核心功能的“优质资产”，逐渐演变为带有高昂现金流负担的“负债”。叠加当前银行理财收益率普遍走低，甚至出现与存量高息房贷利率倒挂的现象，理性的家庭部门不可避免地掀起了持续的“提前还贷潮”。这一自主降低债务负担、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自然过程，直接导致了宏观杠杆率中居民杠杆率的稳步下行——从2024年一季度的62.3%持续回落至2026年一季度的59.0%。
居民短期贷款的急剧收缩（前四个月减少6102亿元），则清晰地暴露出内需疲软的严峻现实。短期贷款通常与居民的日常大宗消费（如汽车、家电等）以及个体工商户的短期流动性经营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变得更为审慎，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被极度放大。4月份宏观数据显示汽车等可选消费品销量同比下滑，同时微型个体经营活动在内卷加剧的市场环境中复苏乏力，这两大因素共同扼杀了居民端对消费贷和经营贷的信用需求。
企业部门：有效需求疲软与“票据冲量”的虚假繁荣
相较于居民部门的全面收缩，企业部门的信贷数据在表面上似乎尚存一丝韧性，前四个月企（事）业单位贷款累计增加了8.99万亿元。然而，若揭开总量数据的面纱，深入剖析4月单月的结构特征，便会发现企业端信贷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内生动力不足危机。
2026年4月，新增企业贷款仅为3900亿元，同比少增2200亿元。要特别注意：代表企业对未来经济前景长期信心和实质性资本开支意愿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在4月份录得了-4100亿元的惊人负值，同比大幅少增6600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银行调节信贷规模工具的“票据融资”，却在当月暴增了1.24万亿元，同比多增高达4088亿元。
这种“中长贷暴跌、票据融资暴涨”的极端分化结构，是典型且深刻的“票据冲量”现象。有可能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在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以及盈利预期黯淡的严峻挑战下，主动削减了新建厂房、购买大型设备等长期投资计划，导致真实的长期信贷需求枯竭。这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短期腾挪，未能转化为实体经济中形成真实生产力的长期资本，暴露了当前“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链条的可能受阻。
宏观经济的“K型分化”与新质生产力的融资困境
探讨信贷总量的萎缩，绝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当前正在经历的深刻“K型分化”。这不仅是实体经济景气度的分化，更是融资模式适配性的根本性分歧。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一方面，传统的信贷吞吐大户——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地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正处于痛苦的去产能和去杠杆周期中，其融资需求呈现断崖式下跌，构成了K型曲线向下的一端。由于这些传统行业具有高度的重资产属性，且过去高度依赖间接融资，它们的衰退直接在银行信贷资产负债表上砸出了巨大的需求缺口。
另一方面，以高技术制造业、铁路船舶及航空航天制造业、人工智能（AI）、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却保持着极高的增速和投资热度，构成了K型曲线向上的一端。然而，宏观调控面临的尴尬现实在于：这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普遍具备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它们与传统商业银行基于抵押物的风险厌恶型信贷评估体系存在天然的不匹配。新动能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更倾向于获取风险资本（VC/PE）的股权投资，或者在成熟期通过IPO和发行科创债进行直接融资，而不是依赖银行贷款。
因此，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悖论是：旧动能的信贷需求正在迅速消亡，而蓬勃发展的新动能又天然不怎么需要传统的银行信贷。这种结构性错配，决定了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增贷款规模的低迷甚至间歇性负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必然。
货币供给与流动性陷阱预警：M2-M1剪刀差与“存款搬家”
如果说社融和信贷是观察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外在表象”，那么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的供给格局及其相互关系，则是透视全社会资金活化程度和潜在经济活力的“微观内核”。2026年4月的货币供应数据释放出了强烈而危险的流动性固化信号。
M2与M1的走势背离与新口径下的隐忧
4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涨幅较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然而，更能反映经济即期活跃程度的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0%，涨幅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自2025年1月起，已经对M1的统计口径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修订。修订后的新版M1，不仅包含了流通中的货币（M0）和单位活期存款，还创造性地将“个人活期存款”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如微信钱包、支付宝余额等）正式纳入其中。这一重大改革的初衷，是为了顺应中国高度发达的移动支付现状，更精准地捕捉全社会真实的、具备即时购买力的流动性底数。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即使在这一经过大幅扩充、理论上应该显著增厚M1规模的新统计口径下，4月份的M1增速依然延续了回落态势。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反映资金活化程度的宏观核心指标——M2-M1“剪刀差”，从上月的3.5%进一步急剧扩大至3.6%，触及了年内次高水平。
剪刀差扩大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与“流动性陷阱”
M2-M1剪刀差的持续走阔，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被视为资金活化程度偏低、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链条严重断裂的确凿证据。
根据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费雪方程式，货币供应量（M）的增加如果不伴随货币流通速度（V）的稳定，便无法有效推升实体经济的产出（Q）或价格总水平（P）。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正是如此：央行在基础货币投放层面维持了适度宽松（例如前四个月净投放现金6530亿元），但由于全社会微观主体普遍陷入对未来收入和盈利预期的悲观情绪，导致货币流通速度（V）大幅下降。
具体而言，企业部门在面临订单不足和产能过剩时，停止了将沉淀在银行账户中的定期存款转化为活期存款以进行原材料采购和设备投资的行为；居民部门在面临就业压力和资产（房地产）缩水时，捂紧钱袋子，将原本用于日常消费的活期资金和第三方支付余额转存为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以锁定安全收益。全社会的资金大量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以定期和储蓄存款的形式堆积成为庞大的M2数字，却迟迟不肯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网络中去转化为M1。这种对投资和消费的极度谨慎，使得宏观经济呈现出典型的“流动性陷阱”早期特征。诚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所警示的，这要求后期宏观政策必须在大力提振内需方向上进一步采取更为果断的发力措施，尤其是要切实稳住作为宏观经济压舱石的房地产市场，以重塑微观主体的预期。
“存款搬家”与非银流动性泛滥带来的金融脱媒
在信贷派生货币动能急剧减弱（贷款增速放缓）的背景下，4月份M2增速为何还能逆势录得0.1个百分点的回升？剖析存款数据的异常波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一场浩大的“存款搬家”运动正在上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数据的核心在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的极度膨胀。前四个月非银存款累计暴增4.5万亿元，特别是据测算在4月单月，非银存款就巨幅增加了2.47万亿元，这构成了支撑当月M2增速上行的最核心推手。
促发此次史诗级“存款搬家”的直接导火索，是监管部门在近期对银行业“手工补息”高息揽储行为的严厉叫停，以及商业银行为了压降负债端成本而持续进行的挂牌存款利率下调行动。在实体经济缺乏高收益资产（“资产荒”）的大背景下，储户（包括居民和高净值企业）惊觉停留在银行表内的一般性定期存款收益已大幅缩水。于是，海量资金从商业银行体系蜂拥而出，大规模申购收益率相对更具吸引力的理财产品、公募债券基金以及部分提供高股息回报的股票型资产。
资金从商业银行的一般存款账户转移至非银金融机构的托管账户，虽然在统计上依然计入M2的宽口径范畴，但这标志着资金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派生机制，构成了典型的、深度的“金融脱媒”现象。这股庞大的非银资金洪流，由于无法通过发放贷款进入实体，只能在金融市场中四处出击，疯狂追逐无风险的国债资产和高评级信用债，进而又反向压低了全市场的债券收益率曲线。这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去发行成本极低的债券来替代银行贷款，形成了一个资金在金融市场内部自我强化、自我循环的闭环。这种实体经济“失血”与金融市场“水漫金山”并存的割裂局面，无疑给下一阶段的宏观审慎监管提出了极为严峻的考验。
价格型调控体系、利率走势与外部约束
在探究宏观总量和结构的背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操作框架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型”向“价格型”主导的静水深流般的深刻变革。2026年4月的金融数据及其背后的政策指引，揭示了这一进程的加速。
利率市场化深化与传导机制的修复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论述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时，使用了一项极其微妙却至关重要的措辞微调：将此前的“引导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正式修正为“引导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运行”。
这一表述的转变，绝非文字游戏。在以往的“平稳运行”语境下，央行对于市场利率偏离政策利率存在着较高的容忍度，允许一定的宽幅震荡。而强调在“水平附近运行”，则意味着央行下定决心要收窄短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区间，追求更为严格、精准的锚定效应。这背后折射出央行试图彻底打通从短期政策利率（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向货币市场短期基准利率（DR001、DR007），再向长期国债收益率以及实体经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从4月份的实际运行数据来看，这一价格型调控意图得到了较好的贯彻。1至4月，货币市场最具代表性的隔夜利率（DR001）均值为1.3%，十分紧密地围绕着1.4%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平稳运行。4月份全月，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进一步走低至1.29%，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则低至1.31%，显著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市场流动性的宽裕和资金价格的低位运行，为实体经济企业发行债券、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了极为优渥的市场环境。
然而，央行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在资金价格整体低位的环境下，必须警惕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报告》中罕见地新增了“对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加强规范”的严厉表述。这预示着一场“刀刃向内”的整肃风暴正在金融体系内部展开。对于那些利用低成本同业资金空转套利、或是变相高息揽储扰乱负债端定价机制的行为，监管层将通过窗口指导、自律机制甚至行政处罚等强硬手段予以纠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释放的低息红利能够毫无保留地惠及实体经济。
外部约束与跨境资金流动的平衡艺术
在探讨中国内部金融数据的同时，绝不能脱离当前波诡云谲的全球宏观金融环境。2026年，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依然疲弱，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在降息节奏上依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分歧。这种外部环境的恶化，使得中国面临的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显现，也对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构成了无形的外部约束。
全球货币政策周期的分化，直接考验着中国维护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平稳的能力。然而，从数据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跨境收支体系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避险属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第一季度与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4月份当月，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高达1.77万亿元，较前几个月呈现出加速扩张的态势，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也维持在0.67万亿元的高位。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本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全球美元信用体系信任度受损的宏观背景下，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和周边国家出于规避汇率风险和制裁风险的考量，主动增加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结算比例。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深度重构，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而人民币汇率在复杂的外部博弈中维持中长期的“稳中有升”，更是中国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实屏障。
同时，外币贷款数据的持续萎靡也印证了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规避。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仅为1.13万亿元，同比大幅下降3.8%，当月外汇贷款余额降至5515亿美元左右，显示出在国内利率优势凸显以及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的背景下，国内企业正在持续去化美元计价的债务资产。
货币政策前瞻与财政协同的宏观展望
综上所述，2026年4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是一份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宏观经济体检报告。新增贷款的历史性负增长、社融结构的巨变以及M2-M1剪刀差的走阔，绝非简单的短期数据扰动，而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发生深刻转型的必然阵痛。面对这一“新常态”，宏观政策的调控逻辑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系统性重塑。
第一，摒弃“规模崇拜”，拥抱“精准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在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已明确下一阶段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前置定语已经深深烙上了“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以及“精准有效”的印记。在传统总量工具（如全面降准、降息）的边际效用递减、且受制于外部汇率刚性约束的现实下，央行将坚决避免重回“大水漫灌”的老路。市场对于短期内连续降准降息的预期应当予以理性降温。未来货币政策的施力点，将全面转向结构性工具的精雕细琢。可以预见，央行将通过创设或扩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定向支持等定向增量工具，将极其宝贵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以及薄弱环节的小微企业中去，扎实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
第二，理性看待贷款降速，深化发展直接融资。 各界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庞大的存量基数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制下，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增速将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温和降速的通道。评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能，必须从单一的信贷视角跳出，转向包含企业债券、股权融资在内的综合社会融资规模视角。随着科创板制度的完善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扩容，直接融资对间接信贷的替代效应将越发显著，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宏观整体的杠杆率风险，也更契合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内生逻辑。
第三，打破流动性梗阻亟需“财政与货币”的深度协同。 在企业和居民双双表现出资产负债表收缩倾向的当前，单凭货币政策在供给端提供廉价资金，已经无法有效唤醒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欲望（即“推绳子”效应的失效）。要真正破局“流动性陷阱”，将淤积的M2转化为活跃的M1，核心钥匙掌握在财政政策手中。
在下一步的宏观部署中，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和执行节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这要求政府必须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与资金拨付，迅速落地“两重”建设项目（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并强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下沉落实。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的角色将从“冲锋陷阵”转变为“保驾护航”——通过公开市场国债买卖等创新型工具平抑市场流动性波动，为政府发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和极低的发行成本环境，最终形成“财政加杠杆稳需求、货币宽流动性降成本”的完美闭环协同。
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债务驱动型”向“创新引领型”蜕变的伟大历史周期。2026年4月的金融数据虽然折射出了转型期的切肤之痛与旧有模式崩塌的阵痛，但这也正是新动能孕育、金融体系回归本源的必经之路。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修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理顺财政与货币的协同机制，中国经济必将在新的动态均衡中重新激发内生动能，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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